二是科技和资本推动的一体化思维，中国正面临着全面走出去的新需求，所以发起了一带一路倡议。

之后，梭伦改革，其用《梭伦法典》取代了《德拉科法典》。《梭伦法典》将公民按财产估价分为四个等级，最低等级的公民不能充任官职，但可参加讨论决定国家事务的公民大会。

对第一性规则体制的不确定性的最简单的补救，就是引入我们称之为‘承认规则的东西。我们想把‘习俗理解为一种在类型上衡稳的行为的情况，这种行为仅仅由于它的‘习惯和不加思索地‘模仿，在传统的常规中得以保持，亦即一种‘群众性行为，没有任何人在任何意义上‘强求个人继续进行这种行为。宏大叙事、面面俱到的文章往往易于陷入论述肤浅，内容空洞无物。所谓非国家法，是指由社会组织或国际组织制定或认可的，规范社会组织或国际组织成员行为，以及组织自身行为的，非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规则。第四，从过程来看，开放协商、协调机制是软法形成和实施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三是无效性：在相应的公认规则被违反或争议发生时，缺少被授权的权威机构制裁违法和解决争议。每年的课程结束后，笔者都曾暗自给自己下达任务：下个学期上课我一定要为学生们编写出该课程的教材来，至少是要编写出一本非正式教材的讲义，但是，年复一年，每年总是忙啊忙啊……。[39]安全可能成为自由的前提，或者是自由的某种侧面。

所谓安全是指没有不能容许的风险。我国《刑法》设专章（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治安管理处罚法》设专节（第三章第二节妨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和处罚）对公共安全作出规定，但均未作出界定。第二，作为国家任务的安全在性质上并不适合权利化。特别是不能因为部分领域预防的常态化，就应认为当然承认警察对信息自我决定权的介入。

第二阶段是民主法治国家时期，国家的目的在于保护公民免受国家权力的侵害，国家权力受宪法拘束、行政的合法律性、权力分立、人权、特别是其防御功能，便是在服务于这一目的。安全的价值容易获得认可，但适合作为法律概念的安全应当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确定性。

[41]櫻井敬子「行政警察に関する考察——予防的で直截的，即時的な行政警察活動の必要性及び有効性について」警察政策6巻1号（2004年）196-197頁参照。没有绝对的安全，只有相对的安全。狭义的安全权则围绕着具体人权中的安全权。如前所述，安全在传统社会很大程度上是警察行政法的任务，安全与自由处于一体两面的关系。

前两个层面主要是宪法和行政法领域的问题，第三个层面主要属于社会保障法领域的问题。第三阶段是社会国家时期，保护社会安全是19世纪以降课予国家的任务，国家要保障、提升人类生存尊严的各种现实条件。而在风险社会中，虽然还只是不确定的风险，预防原则也要求国家采取风险规制措施。[8] 安全程度问题属于实践理性领域的问题。

[18] 安全，最初是作为国家目的而存在的。[10]同样，在日本的伊方核电行政诉讼中，日本最高法院也曾就法律规定的在防止灾害上不存在障碍的内涵指出，鉴于有可能发生严重灾害，给周边居民等的生命、身体产生重大危害，给周边环境造成放射线污染等，为了防止万一发生灾害，就要对核反应堆设施的位置、结构和设备的安全性从科学性、专门技术性角度进行充分审查。

这里的安全重点在于远离国家的安全或免受国家侵害的安全。[9]快滋生反应器核电厂案判决，蔡宗珍译，《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判选辑（八）人性尊严与人格自由发展》，司法院1999年版，第583页。

[6]参见王贵松：《食安法修改应摒弃重罚思维》，《中国食品报》2015年4月22日，第3版。我们究竟应当追求什么样的安全、什么水平的安全？个人是否对国家享有一般性的安全保护请求权？国家如何保障安全才能减少对自由的威胁？为了正确解决安全与自由的冲突问题，本文试图设定法治国家的背景，思考安全在公法上的适当定位。越是空泛地谈安全，自由就越容易受到威胁。不能将各个公民具体的安全中的自由仅仅作为反射性利益来对待，而应当要将保护个人安全自身当作警察的任务。虽然是sécurité，却被定位于基本权利，但该法同时也将其作为行使自由的条件。[17]土井真一「憲法と安全--新たな行動計画の検討にあたって」警察学論集62巻11号（2009年）150-151頁参照。

[54]磯部力「「安全の中の自由」の法理と警察法理論」警察政策7巻（2005年）10頁参照。但在现代成为问题的不仅仅是现在的损害和事后的措施，还有事前预防避免将来的风险，其中危险与风险不同，风险始终存在，因而要求国家事前考虑，出现了‘安全的动态化。

而且，安全未必与某种具体权利发生关联，所以，不能说是国家基本权利保护义务的对象。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39][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87页。所谓主观安全，是指在客观安全保障的前提下人们在主观上感受到的安全。

而将安全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利，却是难以成立的，或者说，不宜承认总体上的安全权。[28] 在国际公约中也有将安全作为权利的用法，它常与人身自由这一具体权利相关联。在符合法律保留之后，国家权力就具备了启动条件，但在合法行使要件上还应当遵守比例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等诸多限制。[47]E．Schmidt-Aßmann（海老原明夫訳）「ドイツ行政法の最近の発展（上）」自治研究72巻9号（1996年）8頁参照。

作为安全的反义词，危险为警察权的行使划定了界限，也成为近代法治国家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国家应当以实践理性下的相对安全作为追求的目标，而不应追求绝对安全。

[58]参见李忠夏：《国家安全与人性尊严：伦理问题的法教义学解决路径》，王贵松主编：《宪政与行政法治评论》第5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102页。法治国家与预防国家在安全保护上具有部分交集，但以防御权为中心的法治国家原理与旨在积极介入的预防国家要求却构成紧张关系，需要得到妥当的调适。

这里的安全意味着不受恣意逮捕、拘禁，此为消极地位意义上对自由的保障，而公民免受他人攻击的安全，又要求国家履行其保护义务，安全又有了积极地位意义上的另一个要素。它以消极行政为对象，以确保行政权合法行使、维护私人自由为己任，发展出了依法律行政和行政救济的基本原理。

这时的预防成为与危险防御相对的一个概念，获得了相对独立的作用领域。第二，基于安全性，必须排除被容许的剩余风险。相反的观点可参见贾健：《象征性刑法污名化现象检讨——兼论象征性刑法的相对合理性》，《法商研究》2019年第1期，第67-79页。在将侵害正当化之外，安全便与法无关。

正如日本学者小山刚所指出的那样：国家为了安全、或者履行保护基本权利的义务，可以使用有效的手段予以应对。[22]安全国家便是这样一种三层构造。

也就是说，这是应由国家提供保障的权利，而非免受国家干预的自由，仍然符合sécurité的特质。[35]小山剛「憲法学上の概念としての「安全」」慶應義塾大学法学部編『慶應の法律学 公法Ⅰ』（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8年）336-339頁参照。

[59]如果能回到危险或者风险的确定，那么，法治国家在人权保障上的基本要求仍有可能发挥其原本的拘束作用。不仅有当地、当时、确定的威胁，甚至有全球化、跨世代、不确定的威胁。